当企业发现员工与外部合作方串通舞弊并造成损失时，如何选择有效的法律路径追偿损失，是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。在现行法律体系下，企业可通过法定追偿和意定追偿两大途径，多维度维护自身权益。
法定追偿：基于法律规定的五大追偿路径
1. 主张恶意串通，请求确认合同无效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 154 条，若企业能证明员工与外部合作方恶意串通，损害企业利益，可请求法院确认相关合同无效。合同无效后，企业可要求合作方返还财产、赔偿损失。例如，在高价采购舞弊案件中，企业若能证明采购合同是员工与供应商恶意串通签订，且价格远高于市场合理水平，可主张合同无效，要求供应商返还多支付的货款。
适用要点：
· 需证明员工与合作方存在主观恶意和串通行为；
· 需证明合同履行损害了企业的合法权益；
· 证明标准较高，需达到“排除合理怀疑”的程度。
2. 主张滥用代理权，要求承担连带责任
若员工以企业代理人身份与外部合作方串通舞弊，企业可依据《民法典》第 164 条，主张员工作为代理人滥用代理权，与合作方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，要求员工和合作方对损失承担连带责任。例如，员工作为采购代理人，与供应商合谋虚增价格，企业可要求二者连带赔偿多支付的采购差价。
适用优势：
· 可同时追究员工和合作方的责任；
· 合同效力处理更灵活，企业可选择追认或不追认合同；
· 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》第 23 条降低了证明难度，新增出庭陈述制度助力事实查明。
3. 主张欺诈，请求撤销合同
若员工与合作方共同实施欺诈行为，使企业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，企业可依据《民法典》第 148 条、第 149 条，请求撤销合同，并要求合作方返还财产、赔偿损失，员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例如，供应商在员工配合下，提供虚假的产品质量证明，使企业高价采购劣质产品，企业可主张撤销合同并追偿损失。
关键要点：
· 需证明对方存在欺诈故意和欺诈行为；
· 需证明企业因欺诈而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；
· 撤销权行使有除斥期间限制，企业需及时主张。
4. 主张商业贿赂，要求赔偿损失
若外部合作方向员工支付好处费构成商业贿赂，企业可依据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7条和第17条，要求合作方赔偿损失。同时，可向行政机关举报，要求对合作方进行行政处罚，通过行政手段施加压力，促使其赔偿损失。例如，供应商为获取订单，向企业采购人员支付回扣，企业可主张供应商赔偿因贿赂行为造成的损失。
双重策略优势：
· 民事追偿与行政举报相结合，增强威慑力；
· 无需完全证明损失具体数额，可依据侵权获利计算赔偿。
5. 通过劳动争议向员工追偿
企业可通过劳动争议程序，向实施舞弊的员工主张赔偿损失。例如，员工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，企业可要求员工承担赔偿责任。
限制与考量：
· 只能向员工追偿，不能直接追究合作方责任；
· 需考虑企业自身是否存在管理过错，损失可能按过错比例分担；
· 追偿范围可能有限，难以覆盖全部损失。
意定追偿：基于廉洁协议的违约责任追究
为降低事后追偿难度，企业可在事前与合作方签订廉洁协议或在合同中加入廉洁条款，明确约定若合作方与企业员工串通舞弊，需承担的违约责任，如支付违约金。当发现舞弊行为时，企业可直接依据协议约定，要求合作方支付违约金，弥补损失。
显著优势：
· 可事先请专业律师进行违约金条款的多层次设计，提高违约金被支持的概率和比例，大幅减轻企业举证责任；
· 违约责任追究程序相对简单，可快速实现追偿；
· 对合作方有较强的威慑作用，预防舞弊发生。
追偿路径的选择与实务策略
1. 路径选择考量因素
企业在选择追偿路径时，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：
· 追偿对象：是仅向员工追偿，还是同时追究合作方责任；
· 证据收集能力：不同路径对证据的要求不同，需评估证据获取难度；
· 损失赔偿范围：是否需要覆盖全部损失，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利益；
· 程序效率：是否需要快速实现追偿，避免程序拖延。
2. 组合策略建议
· 多路径并行：在同时符合多个法定追偿路径条件时，可同时主张，增加追偿成功几率。例如，同时主张恶意串通合同无效和商业贿赂赔偿损失。
· 刑民结合：若舞弊行为涉嫌刑事犯罪，企业可在提起刑事报案的同时，启动民事追偿程序，利用刑事侦查获取的证据支持民事追偿。
· 意定与法定结合：若事前签订了廉洁协议，可优先依据协议主张违约金，同时保留法定追偿权利，确保最大限度挽回损失。
结语：面对员工与外部合作方的串通舞弊，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单一的追偿路径，而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，灵活选择或组合运用多种法律路径。通过法定追偿与意定追偿相结合、民事手段与行政、刑事手段相配合，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追回损失，同时对潜在的舞弊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，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经营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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